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为何水火不容
发布时间:2015-11-14 09:28:43
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为何水火不容

[摘要]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准备恢复“独立抗战”。

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为何水火不容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封面

本文摘自杨天石教授新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自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以来,研究已多,但是,由于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记,因此,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耕耘的广大空间,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貌、实质、由之激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波澜以及蒋宋关系的曲折变化。

一 蒋批评史“无作战经验”,史辱骂蒋为“固执的家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责问。”[1]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二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强化。

日军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英军不堪一击,一再溃败。2月26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第五、第六两军紧急开进缅甸,协助英军固守缅南海口城市仰光,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路这一国际通道。3月4日,蒋介石面谕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后“绝对服从”其指挥。杜问: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称:可打电报请示。但蒋回重庆后,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2]。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表示,准备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3]。同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中国入缅部队失去目标。蒋担心日军乘中国军队入缅之际,自越南进攻中国云南,有调回入缅军,加强云南及长江流域各省防务的念头。日记云:“英军之怯弱,以后我军入缅部队之战略,应特加审慎,重新研讨也。此时必须自固根基为第一,不可以外物〔鹜〕国际不可靠之事物而自误也。”[4]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缅指挥前夕,蒋介石又与史谈话,声称“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苟遭失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5]。他主张保卫当时距离中国后方据点较近的缅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军深入,予以痛击后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史迪威视之为“生命线”,认为“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因此,他在入缅后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拟定计划,准备推动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收复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飞返重庆,向蒋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认为,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中国军队如无空军和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史蒋二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蒋每提一个论点,史迪威即加以反驳[6]。当日,蒋在日记中批评史迪威“无作战经验,徒尚情感”,“不顾基本与原则”[7]。3月19日,蒋介石再次与史迪威谈话,分析缅甸战场形势,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求侥幸”[8]。蒋称: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谈话中,蒋要求史迪威保证不要让第五、第六军吃败仗,但史则表示无法办到,要蒋“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9]。这次谈话,史迪威大为不满,当日即在日记中指责蒋为“固执的家伙”[10]。在此期间,美方发表消息,声称中国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蒋介石认为此属泄密行为,日记云:“美国又发表我入缅军之番号,无异详报于敌军,其可虑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故寝为之不安。”[11]

二 远征军初战失利,蒋介石愤恨交加

为了保卫曼德勒,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百师戴安澜部在缅甸南部的同古(东吁)设防。自3月18日起,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五千余人。其间,史迪威坚主进攻,杜聿明则认为兵力不足,反对进攻,二人发生争执,以致闹翻。史迪威要求杜“服从命令”,并派人监督杜执行,但杜认为此举关系远征军存亡,中国军队既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与敌决战,即应在予敌一定打击之后及时转移,以保存战力[12]。29日晚,戴部奉令突围,安全转移。蒋介石与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记云:“我第二百师已放弃同古,自动转进至叶莲西之东南地区,与新二师取得联系,心窃自慰。敌军遭此重大打击,而我军并无多大损失,自动撤退,更足寒敌军之胆,彼倭必不敢向缅北轻进。”日记批评史迪威“以为应在同古全力作战,此不知敌军心理与战地实情之谈也。故此次放弃同古,乃达成余一贯之意图也”[13]。

史迪威也对杜聿明的抗命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杜聿明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为“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14]。3月31日,史迪威愤而返渝,向蒋介石提出:对指挥中国第五、第六军,“深感所得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之机会,皆蹉跎坐失”[15]。他要求蒋介石免去其本人职务。对史迪威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感到不快,日记云:“以我军师长不听其进攻同古敌军之命令,乃呕〔怄〕气回渝辞职,殊出意外。我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皆多困难,客卿指挥我军,又不熟悉各方内情,皆须面面顾到,较之在国内作战之单纯者,其难易相去有天壤之别,殊为可虑。而史氏受英方之宣传与运动,更可顾虑。于缅战英军无力,而必欲掌握指挥权,图保其虚名,殊为可羞。明知我虽牺牲而无益,然为全局与美国关系计,又不能不撑持到底,惟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推移而已!”[16]同样,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记称:“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敌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他身处距前线1600英里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事实上,他自认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其结果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17]

4月1日的谈话,史迪威有意向蒋“摊牌”,自称“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18]。但是,蒋介石仍然极力忍耐。4月2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告以杜聿明“少年气盛”、“过分固执”,决定以年事较高、经验丰富的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统率中国入缅部队作战。蒋并决定亲自陪同史迪威回缅[19]。蒋介石《反省录》云:“一、对缅战事,思虑异甚。既忧部下在国外过于牺牲,补充为难。又忧失败时丧失国威与军誉。二、史迪威乃动气请辞,此乃于中美邦交有关。故决定约之同回缅甸,予以全权,表示对彼诚意,使之勿加怀疑也。”[20]

4月5日,蒋介石与史迪威、罗卓英同机飞赴缅甸北部城市腊戍。6日,到美苗(卑谬),与史迪威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谈。7日,蒋与史讨论后,又与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各将领谈话,宣称史迪威是“老板”,“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他们应无条件服从命令”[21]。蒋的这些做法,可以说给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很快又因事对史不满。8日,蒋介石向孙立人师长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之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与史迪威、罗卓英同往实地设防。蒋在视察新筑机场工程时,发觉进度缓慢,日记云:“史氏称美苗机场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骗我者也。可痛极矣。”[22]

当时,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战场,在亚洲,其战略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在缅英军或听任中国远征军独立作战,或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自己撤退。4月24日,蒋介石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23]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邻近中缅边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还醉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军攻占八莫,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归国通道。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绝美方派来接他的飞机,亲率少数人员徒步西行。蒋介石对史迪威未经请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为不满,日记云:“史迪威擅令我第五军赴印度边境之庞炳,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自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可叹!”[24]18日,蒋介石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告史迪威,“中国军队无退入印度之意”[25]。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一度粮尽药绝,饥病交迫,牺牲惨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属队等才到达印度。入缅时,远征军兵员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26]。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严厉批评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胆略”,声称“彼等居处离前线太远,且无意亲上前线。”“因循迁延为各高级将领之通病”。他甚至点名批评杜聿明“个性刚愎,不易应付”。他自称这次汇报为“开门见山,指名道姓”,“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27]。蒋对这些批评大不以为然,认为史对此次撤退负有重大责任,但却“不知自反,专事毁人利己”[28]。6月5日日记云:“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乌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29]由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指责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30]。6月16日,蒋研究对史迪威的处理办法,产生“军法审判”的念头。日记云:“彼为推诿责任,掩护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诬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乎!”[31]至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印象可谓恶劣至极,而史迪威对蒋的印象也同样很糟糕,日记称:“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32]

三 蒋介石提出对史迪威军事审判,宋子文请蒋“万分忍耐”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33]。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34]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称:“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缅战失败撤退过程中,罗卓英与史迪威一度失去联系,史向美国军部报告,罗离开军队,逃往云南保山[35]。蒋介石事后查明,并无其事。对此,蒋极为反感,批评史迪威“谎报”,“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皆直接通电),于情于理,皆出意外”。他表示:从未见过像史迪威这种“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人,提出应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可将有关高级将领解送华盛顿接受审判。但是,蒋又表示:中国哲学的原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为维护中美国交及友邦荣誉计,要严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点”,使人对中国政府有“以怨报德”之想。可以看出,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电中,蒋介石也表述了中国作为“弱国”参加“国际战争”的心情:“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即将来战后是否能获得我所牺牲者相当之代价,实成问题。然而此时我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于外国以寄人篱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36]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间明了真相。”[37]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38]。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饬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39]。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问题的指示后,感到相当为难。当时,德国正倾全力进攻苏联南部,苏军情况危急,英美无暇东顾。同年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应尽力于以下工作:(一)中印空运;(二)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三)美根据史迪威要求,派陆军二、三师赴印,助我克复缅甸,以利我陆运。根据上述情况,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40]。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500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甲)中印空运计划;(乙)中美在华空军计划;(丙)国内及赴印陆军计划及附带军械问题等等。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白示知:“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哓渎,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41]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他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42]。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电称:“文意钧座愿顾全大局之苦心,为中外所共见,但如史梯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钧座似可表示,对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陆长等既自动有另调之意,且自总统以次,均认史为钧座部属地位,钧座尽可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43]可见,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后,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四 蒋认为史“不法无礼已极”,要求罗斯福表明态度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44]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亚战事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45]。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 8、9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 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 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46]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举行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47]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48]。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49]。7月3日,蒋介石日记指责史“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次日日记称:“自觉惭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50]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51]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52]。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英美对亚洲有色人种观念,根本不易改变,非我国独立奋斗至百年之后,决难平等。”又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53]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54]。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55]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应向美方声明四点:“甲、史以听命与不能听命,由其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租借法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史自便,非由我求其不可,此为欺凌。丙、我认史过去之态度、行动,一人而利用其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此必于美国助华平等政策有碍。丁、认史此函太不认识中国,侮辱余革命人格,故不能忍受。”[56] 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进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其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57] 他觉得,“对帝国主义,应争则争”。26日,蒋介石分两次与居里长谈三个半小时,痛斥史迪威“来函不敬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与侮辱态度”。蒋自觉大义凛然,居里初时“矜持”,最后“乃亦不敢不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对帝国主义者,无论其为何国,其对被压迫之国家,皆无诚意可言,非利用即高压,皆抱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吾人若一以克己复礼、谦恭自持之道待之,则适中其计谋矣!”[58]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59]。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60]。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61]。

五 杜聿明等指责史迪威“擅权改制”,“毁辱国体”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这一举措受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遂将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62]。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三十八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63]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64]。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65]。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 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

六 蒋、史矛盾再度激化,彼此恶感发展至极点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1. 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会攻仰光。2. 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国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66]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缅甸[67]。同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持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1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成分,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此非条件,乃是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丘吉尔:“余当尽其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68]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令其以后“戒慎”,限史切实设法,达成蒋在会上所提条件,以赎过失[69]。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歉,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70]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71]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72]。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地进攻北缅的计划”,但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机械优越之敌人,运用恶劣之交通线,使其机械设备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铁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辙”[74]。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75]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丘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丘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丘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76]。丘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78]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79]。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电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英人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史迪威之言辞对我军污蔑轻侮,忧戚之至!”[80]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丘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81]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缅计划,“徒耗军力,蒋委员长绝不能接受”。罗斯福则称:“攻复仰光,确有困难,但可先向西南岸进攻,以从后面袭击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缅计划,余有决心进行。”[82]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美国史迪威之陷弄乃其总因,此人诚误事不浅矣!”[83]27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84]6月21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85]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丘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缅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缅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86]。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87]。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88]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89]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又云:“史之愚拙、顽劣、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90]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又以史迪威之指挥我军在缅作战,彼不以我军牺牲为英勇,总以我军怯弱,而一以北洋军阀旧日之军官〔队〕视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

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92]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93]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94]

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5]。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书中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睢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已极!”[96]

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蒋日记云:“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其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是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于我之意。此史实一最卑劣、糊涂之小人!余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97]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98]

七 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蒋怒而命宋“滚蛋”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中国军队则由云南进攻[99]。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丘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他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100]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绝对维护史迪威[101]。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问题[102]。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103]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谈史迪威事。其后,蒋又和宋美龄谈论,当日蒋日记云:“此史正卑劣之小人,无耻极矣!”15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104]。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105]。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一年半以来,自己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不能使史迪威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106]。17日下午,蒋介石再次与萨默维尔谈话。两次谈话,都是宋子文担任翻译。蒋虽有意改变对史迪威的态度,但经宋子文翻译之后,仍然是“非去史不可”。萨默维尔辞去之后,蒋介石决定“力图挽救,转弯百八十度”。他嘱咐宋美龄召史迪威来见,“警告其撤职回美,对于其个人之损失程度。如其此时能对余表示悔过,则余或有转回庶宥之可能”。据蒋介石日记称:史迪威“承认其错误”并且表示“彻底改过”,于是,蒋“允宥其过,再予以共事最后之机会”[107]。当日,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写道:“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星期最重要之一事,子文力主去史,以快其私意。余之既定方针,几为其所摇惑,最后卒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国际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他觉得,宋子文简直坏极了——“自私与卑劣至此,实不能再为赦宥。如不速去,则党国之祸患将不堪设想矣。”[108]

10月18日一早,蒋介石召宋子文谈话,告以对史迪威的去留政策,应加变更,并告以昨晚史迪威已经表示悔过。宋子文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自悔对蒋“太忠”,愤而表示以后不能为蒋“赴美再充代表”。蒋最初沉默不语,及至宋表示今后不能再与蒋“共事”之际,蒋突然爆发,“愤怒难禁,严厉斥责,令其即速滚蛋”[109]。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110]上午,萨默维尔再次来见,蒋告诉他,已取消昨日之议,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同日下午,宋子文陪同蒙巴顿到黄山见蒋,蒋要宋美龄通知宋子文自动离开,否则宁可不与蒙巴顿相见。宋子文无奈,只能退出,蒋才走下楼梯,与蒙巴顿会谈[111]。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他想起宋子文自20年代以来与自己作对的种种事情,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余自十三年起,受其财政之控制与妨碍,甚至其愿受鲍尔廷之驱策,共同打击于余,不知凡几。二十年后复以其财政问题各种要胁,以致不能不拘胡,而致党国遭受空前之祸患。今复欲以其个人私见而欲党国外交政策以为其个人作牺牲,恶乎可!此诚一恶劣小人,不能变化其气质也。”[112]这时候,蒋介石觉得宋子文简直坏透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用。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严厉至此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13]

八 史迪威和宋氏姊妹“结盟”,企图以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14]。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待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 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 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115]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九 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悔过书”,蒋介石答应与宋相见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116]。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愚诈,触余愤怒,实为近年来所未有之现象,亦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未免有惭!然子文奸诈卑鄙之情态不能不有此一举。如果再事容忍,则养痈遗患,公私两败矣!”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野〔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始终不见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天真之人也。”[117]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118]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昨日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119]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其悔书,乃于圣诞前夕,为其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准予相见,以示宽容。”[120]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日记云:“本年修身之道进步较多,然暴戾傲慢之气未能减除,是为最大之羞污。对道藩、文白、哲生、辞修、子文、显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而子文与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而其他同志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门之所致也。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惭。”[121]

十 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掌握中国军权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122]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123]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124]。11月22日,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125]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126]12月12日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与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127]。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在开罗时奉口头密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128]。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129]“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130]

十一 蒋介石同意局部攻缅,史迪威欣喜若狂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丘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131]。24日,丘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使蒋大为失望[132]。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133]。蒋介石对丘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害人,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134]。30日,蒋介石在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135]。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136]。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会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137]。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以史迪威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138]15日、16日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139]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140]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常识,余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141]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根本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142]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此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143]。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144]。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145]。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146]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十二 罗斯福要求蒋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持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147]。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148]。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149]。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十四师、第五十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150]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其措辞傲慢,为其自直接通电以来第一次也。”他认为,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时忍耐,也不回答,以观其后[151]。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此种压迫的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152]。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153]。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154]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以情义所能感”[155]。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既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有关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156]。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157]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158]。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159]。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160]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匆促去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161]。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162]。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163]

十三 蒋介石拒不放权,不惜与美绝交、独立抗日

宋子文最先得知美国人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浦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164]。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增进中美合作[165]。罗斯福看出了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表示形势“需要有一迅速之处置”,尽早向史迪威交权[166]。7月16日,蒋介石甚至在日记中大骂“美帝国主义”,声称“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167]。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以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168]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7月23日,蒋介石两电孔祥熙,要他当面向罗斯福陈述:蒋对罗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踌躇”,但实行上不可无“程序”,“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罗所称指挥全部华军,应指在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的作战部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应另行规定。要孔特别说明:“抗战七年,而中国全国国民之所以百折不挠者”,“全为求得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保障国家之尊严”,意在含蓄地指出罗斯福主张之不当。关于租借物资支配权,蒋提出: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监督之权”[169]。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170]。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称:“稽延之思考及审慎之部署,于此军事严重之时,容有严重之后果。”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171]。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172]。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173]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174]12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175]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失败、经济疲弱、“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的“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日记云:“对余污辱欺妄,竟至于此。决与之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作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176] 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中国将来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上星期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无已。”[177]

史迪威所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迭获胜利。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但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进展迅速。9月12日,日军攻占广西全州,威胁桂林、柳州。滇西方面,远征军于9月14日克服腾冲,与盘踞龙陵的日军则陷于苦战状态。9月15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印军乘胜进攻缅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应滇西远征军,否则,即拟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保卫昆明。史迪威声称,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需要休息,建议蒋调在陕西监视陕北的胡宗南部来援,同时反对滇西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他在日记中斥责蒋介石为“疯狂的小杂种”,“一如既往的荒诞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观念。他很难对付而又令人讨厌”[178]。事后,史迪威紧急电告马歇尔,声称“长江以南的灾难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指挥和照例的远在重庆的遥控。麻烦仍然来自最高当局”[179]。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是“诡计”,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缅北部队并且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该电同时严厉批评蒋延搁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以致损失中国东部的重要土地。罗斯福以威胁的口吻称:“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不然,则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种种之计划,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180]。这通电报有如最后通牒。史称赞说:“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181]19日,史迪威向蒋面交此电,蒋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但内心愤怒异常,日记云:“实我余平生最大之污点,亦为最近之国耻。”“今年七七接美罗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182]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纳尔逊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183]

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 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 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 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184]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185]。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备忘录称,自赫尔利来华后,本人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186]。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也。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187]27日蒋介石日记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以来,彼即作有计划有系统之威胁宣传:一曰,史已离渝回美。二曰,共党要求其赴延安。三曰,彼拟飞延安。四则曰,第十四航空大队将完全撤退。五曰,驻渝美军总部人员全部撤退等荒谬言论,散布于渝市,使唤吾恐怖,可将华军指挥权无条件交彼也。另一方面,美国之内对华军之拙劣、纷乱等种种不堪之妄报,使其国人对华侮蔑,以为中国真绝望矣。……尤以罗于上周五在记者席上对华军事不满之表示,更见其险恶用心,非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不可也。若不与之决斗,何以遏制其野心与暴露其阴谋也!”[188]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乎!过此惟有绝交之一途。”“万不料联盟战争,得此逆报与窘境。”[189]

十四 罗斯福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丢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190]。10月7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191]。8日,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应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以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192]。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193]。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记录。这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194]10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备收回决定[195]。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年轻将领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196]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5日,赫尔利向蒋介石出示罗斯福来电,要求蒋从美国将领中圈选三人,交罗决定[197]。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败在蒋介石手下了。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撤史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其帝国主义之祸首。”“此举不仅救国,抑且救美国矣。”[198]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开始。”[199]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200]

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201]蒋介石当然不可能得知,就是这个多恩,曾经受命制订过一份暗杀计划,要让他在高空的飞机上摔下来。同年7月7日,蒋介石想起一年前罗斯福强制自己交出军权的情况,认为“几等于宣判中国之死刑,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耻辱”[202]。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冲绳岛作战。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以报去年之恨”[203]。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204]。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十五 史迪威真心帮助中国抗日,但不应图谋全面操控中国军权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的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205]。应该承认,史迪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持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和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犟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2006年10月1日完稿,原载拙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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